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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名校助力区域教育“舒经活络”
时 间:2016-08-03 11:46:14  来 源:中国教育报  编 辑:郑思思 【打印】
探寻·集团化办学⑤
 
名校资源送到“家门口”苏亮月
名校集团化,并不是简单的多校捆绑,也不意味着名校资源的稀释,而是在尊重各成员学校特质的基础上,实现优势互补、优质资源共享,从而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编者
浙江省杭州市从1999年开始试点名校集团化办学,2004年正式将“名校集团化”列入政府的施政方针。十多年来,杭州市实践以教育公平为诉求、以均衡优质为目标的名校集团化战略,致力于探索一条办学“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成效最大”的发展优质教育之路,追求优质教育的均衡化、普及化、平民化,从而“让更多的人接受更好的教育”。名校集团化的“杭州模式”与“杭州经验”,激活了各所学校主动发展的因子,推动了杭州市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而地方政府对集团化办学的大力推动,更凸显了教育均衡在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名校+”模式:找准短板的精准发力
杭州市委市政府以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为抓手,针对基础教育领域的发展短板精准发力。在城市化进程中,杭州市基础教育的短板主要集中在新区学校、农村学校、乡镇学校、民办学校等几个领域。因此,在实践和探索过程中,杭州市名校集团化形成了“名校+新校”“名校+农校”“名校+弱校”“名校+民校”“名校+分校”等几种办学模式。
“名校+新校”模式。“新校”主要是指城市新区新建的学校。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开发速度加快,如何为新区居民提供如“老城区”或“主城区”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就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课题。杭州市的主要新区(如城西、滨江等)通过“名校+新校”模式,将新区的新校吸纳为名校集团的成员,由名校直接参与新校建设、主导新校的教学与管理,使新校可以平等分享名校的办学理念、管理经验、师资队伍和教学资源,有效破解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教育资源“瓶颈”问题,实现了教育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良性互动。1999年,杭州市求是小学“接管”城西的竞舟小学,这一举措就属于“名校+新校”模式,开创了杭州市名校集团化的先河。求是小学“连锁办学”的成功引起了政府的极大关注。当地政府在总结“求是小学连锁办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2002年正式发文成立了我国首个公办教育集团——杭州求是教育集团。
“名校+农校”模式。农村教育一直是杭州市教育的薄弱环节,杭州下辖的淳安、桐庐均为山区县,基础教育资源比较贫乏,教育水平相对落后。杭州市于2002年开始试点“城乡中小学结对”,通过政策牵引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将杭州市区的名校“推介”到农村、山区,鼓励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以“自由恋爱”的形式“结对子”,弹奏出一曲曲动人的“乡村爱情”。“名校+农校”模式一方面拓展了杭州市名校优质资源的输出渠道,树立了名校的社会品牌;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提升了农村学校的办学质量,使农村学生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下城区刀茅巷小学与淳安县的山村小学,以“结对互助工作网络”的形式结对,就属于这种模式。
“名校+弱校”模式。杭州的城乡接合部存在着一批“薄弱学校”,这些学校如何突破发展困境,成为了政府和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杭州市西湖区西溪实验学校就曾是一所教育质量不太理想的“薄弱学校”。在西湖区政府的“牵线搭桥”下,杭州市求是教育集团派出一个6人管理团队“接管”西溪实验学校,组建了紧密型教育共同体,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西溪实验学校的办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本地生源的比例也大幅度提升。
“名校+民校”模式。为有效破解办学经费的难题,合理、有效地吸纳民间资本参与办学,杭州市探索出了“名校+民校”的名校集团化办学模式,实现了公办与民办双翼齐飞、共荣发展的局面。这种模式是将民办学校吸纳为名校集团的新成员,依托名校的优质资源和社会声誉提高民办学校的办学质量。如杭州育华学校,是一所由杭州市政协之友联谊会创办的民办中学,经过几年的努力与运行,已经成为当地有名的民办校。在当地教育投资公司的帮助下,育华学校成立了教育集团,扩大了名校资源的辐射面,使更多的民办学校能及时分享到名校办学经验与资源。
“名校+分校”模式。由于一些特定的原因,杭州市的名校基本都“扎堆”在主城区,办学空间小,学校容量有限。为了进一步拓展办学空间,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一些老牌名校开始开设“分号”。杭州高级中学在钱江新城开设了杭高钱江校区,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在丁桥开设了丁兰校区,杭州第二中学在滨江开设了白马湖校区。名校通过开设“分号”的形式将名校的“基因”注入到了分校里,从而将分校建设成为一所潜在的名校。
政府主导:因地制宜的政策定力
上世纪末,杭州市就把“抓均衡、促公平”作为基础教育发展的工作重心。自2001年开始,杭州市委市政府对名校集团化办学开展了多次专题调研。在多次摸底的基础上,杭州市政府于20026月印发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率先实现教育教育现代化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可以优质学校为龙头,组建跨地区、跨类别学校的教育集团,通过资产和人员重组,改造薄弱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这是杭州市政府首次提出“组建教育集团”,可以视为名校集团化的前期探索。20049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在教师节前夕召开了全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首次提出了在全市实施名校集团化办学战略,标志着杭州名校集团化办学进程开始步入政府全力推动的快速发展阶段。此后,杭州市委、市政府及政府相关部门制定了专项政策,制定名校认定标准和办法,确定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的目标、任务与基本原则,推进名校集团办学体制、投入体制、人事体制创新,制定杭州市名校集团考核评价规范,并逐步拓展办学领域、创新办学方式,从而大力推进名校集团化办学进程,使名校集团化成为推动杭州市政府的施政行动。
在杭州市委市政府的推动和政策激励下,自2004年以来,杭州市名校教育集团通过“输出”名校教育品牌、理念、文化、管理、干部、师资等优质资源,先后将杭州市主城区的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学校、新区学校、弱势学校、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甚至社会教育等领域延伸,将名校优质教育资源送到了市民的“家门口”。
杭州市名校集团化也紧紧围绕“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的目标,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质并举、以质为本”的方针,切实解决“有地办学、有钱办学、有人办学、有章办学”等“四有”问题,有效解决了学校办学“钱从哪里来”的难题,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社会上的择校之风,满足了老百姓“上好学”的愿望,推动了基础教育优质资源的扩张与辐射,促进了优质教育的平民化、普及化、均衡化发展,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由“学有所教”向“学有优教”转型、由“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型的成功之路。杭州市基础教育也从“爬坡式”的发展模式跨越到了“电梯式”的发展模式,新校、分校、农校、民校、弱校都是“电梯上的乘客”。截至2015年底,杭州市六个老城区的中小学名校集团化覆盖率达到75%,幼儿园名园集团化覆盖率达到45%
坚持共享:多元融合的文化活力
名校集团不同于个体学校,在学校制度、师资队伍、育人理念、办学特色、教学资源、内部治理等方面均有特殊性。无论是新校、民校、农校、分校还是弱校,它们与名校在关系上都是异质的个体。如何实现文化融合,使名校与集团学校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融合发展,杭州市“名校集团化”在管理体制与内部治理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
在管理体制上,名校集团化主要有四种运行机制:共享制、章程制、议事制、督导制。共享制,即名校集团各成员学校平等地共享名校的品牌资源,协同开展教学活动和课题研究,以保证集团各成员学校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享制不仅体现了名校的品牌输出过程,而且还体现了成员学校之间在互通的基础上所实现的最大程度的融合。章程制,是指名校集团制定章程,作为规范和指导成员学校办学行为的纲领性文件,以契约的形式对成员学校在教育教学、人事管理、后勤保障、学生管理等方面的责、权、利进行合理规约,明确集团的办学理念、发展目标和管理体制,确保集团保持“一个声音说话”,使集团成员学校协调发展、和谐发展。议事制也称民主协商制,指在名校集团章程的框架范围内,集团根据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定期对包括发展战略在内的重大事项进行民主商议,集中讨论并制定阶段性工作重点以及框架性实施方案。议事制能较好地处理名校示范引领与成员学校个性化、特色化发展之间的关系。督导制,则是名校集团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质量标准、评价指标与考核方式,对成员学校的教学质量、教师专业成长、后勤保障、校园文化等开展有组织、有计划、有秩序的评估与督查,确保成员学校的教学水平、师资质量都同样保持在较高的水准。
在内部治理上,名校集团化在校名拟定、校区融合等方面都做了很好的探索。在校名的拟定方面,基本上能将名校的优秀文化传承至各成员学校。如:杭州市拱墅区的卖鱼桥小学教育集团,秉承卖鱼桥小学“渔之声”的办学传统,取义“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哲学理念,大力弘扬“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水”文化。在实施名校集团化过程中,卖渔桥小学教育集团各校区的名字中都带有“水”的,如湖墅校区、文澜校区、霞湾校区、文津校区等,以“智者乐水”哲学思想统一了各校区的校名。在校区的融合方面,分两步走:第一步,名校将办学特色与经验进行辐射、分享,传递到各个成员学校,如:卖鱼桥小学教育集团“光谱教育”的育人理念、胜利学前教育集团的“生命教育”的园本课程建设、行知幼儿园的“生活教育”理念、红星学前教育集团的“快乐生活”教育理念、濮家小学教育集团的“阳光评价机制”等;第二步,名校集团坚持并支持各成员学校个性发展、特色发展,使各成员学校实现错位发展,避免同质化。如:卖鱼桥小学教育集团的湖墅校区定位为“激发创造力的校园”,霞湾校区定位为“充满童趣的校园”,文津校区定位为“营造童话的校园”。
(作者  徐吉洪,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工业大学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员,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球化背景下基础教育政策的‘中国经验’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83日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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