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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人字最简单,一撇一捺就撑起一个世界。职业教育者也要做这样大写的人,有理想、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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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我们身边,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热泪盈眶,总有一种感动让我们深刻铭记,总有一些人物让我们感到亲切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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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众家之言论,或传统庄重,或立新谐趣,或思辨明理,或直陈启智,促百花竞放,就教苑大观。


好老师微信:去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同师生代表座谈,讲话中提出“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强调全国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教育报刊社“好老师”微信特邀诸位教育教学领域的知名特级教师,请谈谈在你们眼中,究竟什么是好老师?
于漪:好老师应该一个心眼儿为学生,用满腔热情、满腔爱,对待每一个不同的孩子,来滴灌生命之魂。生命之魂的核心,就是德行和自信。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过程中,一定要撒播理想的种子,这个种子既包括教给学生做人的底线、让他们有追求的目标,又能够给他们生存的本领。我想这是一位好老师应该全力以赴做的事情。
李吉林: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影响我几十年。记得小学一年级时,新来的老师把我抱在腿上教我弹风琴,我心里想我长大了也要当老师。初中毕业时,我因为欠五元钱学费没有拿到毕业证书,教我们生物的李老师背着给我交了学费,维护了一个穷孩子的自尊心。读师范的时候,语文老师用毛笔字在我的作业本上写了一页的批语,意思是“只要潜心努力,前途就会美好”。这3位老师是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概括起来就是“爱是当好老师的第一素养”,他们爱学生,用行动去爱,符合规律地去爱。
钱梦龙:看一位老师是不是好老师,只要看一点就可以了,就是看怎样走近学生。如果一位老师走近学生的时候,尤其是走近差生,他的表情总是无奈的、语调总是冷漠的、心情总是灰暗的,这说明他不喜欢学生,学生也不喜欢他。如此大体可以断定他不是一位好老师。
相反,如果一位老师走近所谓的差生时,他的表情总是温和的、语调总是热烈的、心情也是阳光的,那就大体可以断定他是一位好老师。
于永正:我认为成为好老师,第一点应该是温和的、和蔼的、热情的。当然,一个好老师不能一味温和、热情,要做到威而不猛,不能过头。第二点,一个好老师应该把课上好。课上好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老师的思想、品格、人格乃至性格的反映。第三点,一个好老师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是孩子,只要想起自己的孩提时,就能顺应孩子的心理,做他们喜欢的事情。
好老师微信:于漪老师、李吉林老师、钱梦龙老师、于永正老师从自己从教几十年的经验出发,向我们诠释什么是好老师。不难看出,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爱”和“热情”。让我们为他们心中的“大爱”点赞。也请仍在教学一线的名师们谈谈对好老师的理解。
吴正宪:我心目中的好老师一定是一个读懂儿童、理解儿童的老师。他会站在儿童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他关注的不仅是孩子的成绩,还有孩子的自信心、自尊心,特别是学习的兴趣,以及对孩子求知欲的保护。好老师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按照儿童的发展规律办事。他会把传授知识、启迪智慧、完善人格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心目中的好老师也一定是孩子们喜爱的老师。
窦桂梅:好老师首先要知道德为先,其次要做有专业尊严的教师。教师要努力成为学科代言人,要成为一本学生百读不厌的大书。好老师一定懂得,教师虽然不是待遇最高的职业,但永远是最高尚、最令人尊敬的职业。好老师应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因知识和才能而受聘并全力投入事业的人,一个富有真正创造精神的人,一个随时随地从经验和教训中学习的人,一个从人品到职业都受到尊敬的人。好老师就是一种好教育。
李镇西:我想用“三好一会”来表达我对好老师的理解:所谓“三好”,一是课要上得好,好到学生盼着上你的课,而且上你的课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被你的课迷住了;二是班带得好,好到把班当成了家,放了假学生都喜欢回到学校去,希望回到这个家里面去;三是分考得好,每个孩子都努力学习,在老师的引导下能取得很棒的成绩。再加一个“会”,就是会转化后进生。这“三好一会”就是我理解的好老师。
华应龙:首先,具有习总书记说的“四有”的老师就是好老师。其次,所谓好老师就是一直被学生喜欢的老师。学生见到这样的老师喜笑颜开,眼睛发亮,如沐春风。有人讲,有的好老师,学生可能现在不喜欢,但将来会喜欢。这往往会成为一些老师当下的托词。“现在”不在,将来焉附?当然,学生现在喜欢将来不喜欢的老师,也不是好老师,是不负责任的老师。成为好老师是目标,做好老师是过程。
魏勇:关于什么是好老师,我个人成长的体会是:一要有求道的愿望。首先是求专业之道,即关注本专业的学术发展,始终保持学术兴趣。其次,是求教育之道,要从国家教育发展的需求来看教育,从而理解当下自己应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二要有成人之美的心态。我们每到一个单位,都要想方设法帮助单位取得成功,帮助你的同事取得成功,帮助学生取得成功。当他们都成功了,一不小心,你也就成功了。
俞正强:我认为好老师首先应该让学生喜欢,学生喜欢就是课要上得生动、活泼、有趣、有质量,对学生的喜怒哀乐能够感同身受。其次,还要赢得家长的尊重,教师的言谈举止要符合教师的身份。最后要和同事和谐,包括跟学校的领导之间也要保持和谐,善于团结合作,从而形成教育的整体,形成教育的合力。
吴泓:好老师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从教师本身来说,他的职业生涯是比较长的,那么长的职业生涯,我们最好把自己的职业和爱好结合统一起来。不断地读,不断地看,不断地想,就会不断有新的方法出现,这样也会做得更好,幸福指数也会更高。而对学生,要包容,要有悲悯情怀。
夏昆:好老师首先应该是好人。这个好人是善良的、温和的、博学的、有耐心的。好老师应该是回到教育常识和教育原点的老师。这个常识和原点应该是“教育是为了生命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否则一切都是伪教育和反教育。我相信,这样的一位老师他的生命一定是能和孩子们共同成长,在孩子不断向前走的过程中,也能使自己的生命更加幸福与完满。
好老师微信:各位名师从课堂、教学、学生多个角度剖析了好老师的内涵,让小编受益匪浅。谢谢各位!
《中国教育报》2015年9月10日第3版
高考的重要使命是引导学习、甄别人才、保障公平。一个合理的高考制度应该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知识拓展与能力提升提供引导性坐标,为适合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人才提供科学的甄别标准,为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提供有效保障。换言之,以上三个维度是我们衡量新高考制度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
在长期酝酿、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浙江高考改革方案全面提出了破解长期困扰我国高校人才选拔难题的新思路、新模式、新举措。新方案突破了以前修修补补的藩篱,理论上有科学依据,实践上可操作性强。概括起来说,新方案具有以下四个令人振奋的亮点:
学生自主选择性大为增强。这种自主选择性主要体现在基于学生自我兴趣的“四选”:选课程、选考试、选专业、选学校。在基础教育阶段,除了语文、数学、外语三门核心课程以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有选择性地加强能体现自己优势的课程学习,为未来深造打下比较扎实的知识、思维、能力基础,避免面面俱到式学习带来的个性伤害。在考试科目与次数上,考生可以根据学业专长和专业方向选择3门自主选考科目,选考科目每年有两次考试机会,成绩两年有效,削弱了因考试失误带来的一卷定终身式伤害。新高考废除了以校为本的梯次投档方式,学生可以根据兴趣和特长选择专业,避免考生为了读某所学校而不得不服从专业调配的现象。新高考高职提前招生打破了以前一生一校录取的局限,由学校对学生的单向选择改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考生可在多所被录取的学校中选择自己最心仪的学校。
高校招生自主权明显扩大。在招考模式上,新高考招生改革方案采用统一高考招生、高职提前招生、单独考试招生、三位一体招生等四种招生模式。多元选拔模式不仅利于学生发挥特长,而且使不同类型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更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招生模式招收学生,实施因材施教。如:浙江省2011年开始试行综合评价高中业绩、综合素质测试、高考成绩的三位一体招生。参与三位一体招生的高校指出,这种选拨方式更利于考察学生的思维能力、可持续学习能力、专业兴趣爱好、沟通能力等,普遍认为这种方式比单纯依赖高考成绩更能招到综合素质好的考生,希望能扩大三位一体招生范围与名额。在考试科目上,高校可以根据人才培养要求和专业特点自主确定0—3门选考科目。这种方式更符合不同专业人才培养对考生素质与专业知识准备的需求。由此带来的名校与名专业错位也有利于促进高校办学特色的形成。
人才选拔方式与国际高校逐步接轨。全球化社会、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竞争的焦点必然汇聚在高校,其表现之一是全球性的大学优秀学生之争。教育发展虽有民族特性,人才培养却有普遍规律。这种普遍规律反应在人才培养的前期更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而非知识准备,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著名大学无不看重这一点。反观我国高考制度,由于多种原因而过分重视书面知识的准备与考试,由此给个人、家庭、社会、民族带来令人遗憾的苦果。对个人来说,幸福的一生不仅因为其知识与能力;对社会而言,个体社会成就的获得是综合因素的结果,知识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有时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新高考招生改革方案开始把目光投向考生的综合素质,既反映出我国对人才标准的现实反思,也适应了人才培养的需求。在考试方式与程序上,也体现出与国际高校人才选拔制度接轨的趋势。
系统设计与稳步推进并行。高考拨动着千家万户的神经,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高考改革重要性的民族观念根深蒂固,政府对改革方案一直是慎之又慎。这份慎重的重要表现之一便是新高考招生改革方案的系统设计与稳步推行。新高考招生改革方案是政府、学校、社会、专家广泛参与的结果,对整个教育系统的观念、课程、教学、评估等都有整体性、全面性的谋划,并考虑其长远性的影响。对如何实行改革,既有前期性试点,有周密的全局性、分阶段性部署。
审思: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参加过改革开放后首批高考的考生,或许会念念不忘当年语文考试作文题目:《路》。如何走好未来高考招生改革的“路”,又一次不容选择地摆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面前,无论是高考招生制度设计者、学校教育者,还是家庭与考生。
像任何改革一样,高考改革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是参与体如何选择与应对。理想方案与现实选择之间有时差强人意,就像好经,也会念歪。要顺利实现新高考的良好意愿,必须引导好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学生、学校与家长的选择。
学生要从小学会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自主是人类的重要心理属性,传统高考体制下的应试教育方式埋没了许多考生这份天性。不少考生高考能获得高分,却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应该选择什么专业。甚至到了大学,许多学生还不知道如何选择课程、如何探究性学习、如何适应大学生活、如何面对社会挑战。新高考招生体制极大增强了学生的选择性,也增加了高校对考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可能性。要让学生从小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与人相处,学会如何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学习内容、发展个性。学生未来学习生活要实现从被迫选择向自主选择转变。
基础教育要大力推行新教改理念下的教育教学改革。要避免从一种方式的应试教育沦为另一种方式的应试教育,关键是理念的变革。固守传统观念,减少考试科目未必能减少学生负担。基础教育必须从书面知识考试的迷局中走出来,从“考生培养”走向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人的教育”。课程、教学改革要真正以人格陶冶、创新思维、能力发展为导向。
高等学校要具备更强的应对挑战的能力。当务之急是处理好三方面的挑战:首先,选考科目选择。新高考招生把0—3门科目考试的选择权交给了高校,选考科目应该做到既利于高校之间合理竞争,又利于专门人才培养需要。不同类型高校如何把握好这个尺度,善用选择权是个新难题。其次,录取工作。新高考赋予高校更多的招生自主权,这对录取人员的资格、素质、能力、伦理操守,对相应的制度、机制建设完善等提出更高要求。恪守公平、公正的底线是时代对高校的新考验。再次,学生自由选择学校给高校生源带来的不确定性。学生选择自主性增强意味着高校生源不确定性提高。可以预见,我国新高考推行考生自主选择高校后,高校办学必然面临生源数量与质量的新挑战。
家长要理性对待新高考招生带来的教育变革。新高考必然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带来冲击。家长要转变观念,把孩子还给孩子,把学生还给学校,共同形成教育合力,培养新时代人格完善、更有创新能力的未来建设者和社会主人。
新高考方案因社会与教育需求而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中国特色。唯有全民以新教育理念协力推进改革,高考改革方能向理想的目标快步迈进。(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徐小洲)
23日下午,家住成都市双桥路的10岁小女孩菲菲,因为不会背课文,外公用竹条打了她。听到哭声,菲菲的爸爸冲下楼阻止:“打娃娃只会吓坏娃娃,反而增加娃娃的逆反心理!”阻拦无效的菲菲爸爸气得拨打了110报警。但令人意外的是,来自腾讯大成网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参与调查的6000多名网友中,59.66%的网友认为“该打,有些处罚是必需的”。(2月25日《成都商报》)
这个调查结果足以说明“体罚教育”在当今社会仍旧有着不小的社会基础和市场。这无疑就引出了一个很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体罚教育”在当今社会到底有无继续存在的必要?曾几何时,对不听话或者是不能达到家长、老师满意的孩子进行“体罚教育”,是我们的传统,极少有人能在十几年的求学生涯中完全没有尝过老师教鞭、父母鸡毛掸子或笤帚疙瘩的厉害。
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文明,“体罚教育”逐渐没有了市场。但是一些家长甚至教育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也发现,过于宽松的“零体罚式教育”,同样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早在1979年,瑞典成为第一个全面立法禁止体罚儿童的国家。但瑞典精神病学家埃伯哈德出书指出,“零体罚式育儿”使儿童行为粗鲁、没有礼貌,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小皇帝”。
实际上,部分发达国家在“打孩子是否犯法”的问题上,态度也发生了变化。2009年8月,新西兰通过“全民公决”,推翻了两年前通过的《反体罚法》。据了解,《反体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虐待儿童的效果,却引发了大部分新西兰家长的不满。而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法律均允许父母对孩子施以“理智的惩罚手段”,对家长们来说,理性思考后有分寸、有节制地打屁股,有时胜过对着孩子说一堆大道理(据2013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国外教育界和政府对“体罚教育”的态度,对我们的家长、教育者显然也是一种有益的启发。一方面,我们必须对无节制的“棍棒教育”说不,对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伤害儿童现象说不;另一方面,教育也应该遵循平衡之道,讲究宽严相济,尽量把握住宽松与严厉之间的那个“度”。
眼下正是新一届大学毕业生求职的紧张时期,求职大军中不乏“海归”的身影。一些留学生向记者抱怨,现在他们找工作很艰难,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用人单位怀疑他们的真实水平。而他们也爆料称,留学生素质的确参差不齐,不少留学生找枪手代写论文,这甚至已经成为一个产业。
 “到了英国以后,我注册了一个微博,后来发现一个奇怪现象,经常会有‘代写Essay’(代写论文)打头的微博账号来关注我的微博,询问我是否需要代写论文。”说起这个话题,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王芳说知道不少“内幕”。
刚开始王芳觉得纳闷,后来和同学聊天得知,在英国专门有这么一群人做代写中国留学生论文的生意,他们搜索所在地为英国的微博并关注,还会留下电子邮箱,或者告诉你可以私信给他们,如果对方有这个需求,那么接下去谈价格谈要求。
在英国呆久了之后,王芳和他同学发现,代写论文似乎已经很平常。“我们不时会听说,有留学生因为写不出论文而花钱买论文。他们一般按字数收费,每千字100英镑,一篇普通的课程论文大概3000字,也就是3000元人民币的样子,毕业论文就贵很多,可能要上万元人民币。”
王芳说,做这个生意的,多数是中国留学生或者毕业生,也不乏外国人。“我认识一个英国人也当论文写手,他说有的中国学生很阔气,给出的价格很高,每千字150英镑,还常常给他介绍其他客户。他们两三个晚上就能完成一篇3000字的论文,所以经常感慨钱很好赚。”
一些留学生告诉记者,语言障碍和专业知识困难是留学生论文写作中的两大难题,认真的学生会慢慢练习克服,但一些混文凭且家里条件优越的人就会想歪门邪道。虽然大学也严查这类作弊,但还是有很多人蒙混过关。
记者调查也发现,代写论文已成为一个产业,论文代写中介和写手通过微博、淘宝或口口相传的方式招揽“客户”,有的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公司。
在淘宝网,输入“代写留学论文”关键字,便跳出近百个店铺,成交量不乏数十笔甚至上百笔的,有“客户”评价称“如果你想一次性过关,就选择这家吧,质量和价钱是成正比的,不要贪图便宜,浪费了时间。下学期还来”。
专门的网站也层出不穷。记者在一个名为“留学生论文代写网”的中介网站上了解到,该机构已成立近十年,主营业务便是中国留学生论文代写、论文发表和代写作业。“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写不到的”是他们的宣传口号。从网站上可以看到,该机构关于论文代写的规章清晰明确,其中有隐私保护章程、论文价目表、各学科写作实力参考表等等,代写学科则以商科、管理、传媒、人文学科等为主,更标有“全天在线”字样以满足处于不同时区留学生的需求。
在向客服咨询时,记者了解到,该中介主营澳大利亚和英国两块市场。由于做的单子很多,更形成了一套熟练的业务流程。“每千字100英镑,先付30%定金,我给你一半稿子的时候你再付30%,你鉴定后没问题,你给我余款,我再给你完稿。”一位业务员介绍说。为了帮助留学生过关,他们还提供专业的检测抄袭的软件,一直写到合格为止。
一些留学生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和国外的大学应重视这一现象,对留学生教育质量进行把控,否则会影响中国留学生的国际形象,还会对他们的就业、发展造成影响。
面临就业难,近日,北京一所知名大学硕士毕业生王笑遇到了一个“难上加难”问题:千辛万苦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却因不属体制内,被父母要求拒绝工作,继续求职。
“我爸妈态度很坚决,让我必须要找一份体制内的工作。在他们看来,外企赚钱多,没用;民企重视我,这也没用;最重要的是稳定,是福利保障。”王笑说,在父母的观念里,不在体制内的工作都不是好工作。他的老家在江苏,通过努力,他已经在江苏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不论从待遇、个人喜欢程度还是从发展前景上看,都比较不错。但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之下,他还是拒绝了那份工作。
1月18日,王笑还参加了上海市公务员考试。五个半小时的行测、申论和公共基础科目考试,让他近乎崩溃。他告诉记者,出考场时就只有一个感觉:终于考完了!但如果这次没考上,他还要参加年后举行的江苏省公务员考试。三月份会迎来部分国企和事业单位的招聘高潮,努力冲关成了全家人的共识。父母让他进体制内的决心,让王笑很无奈。
浙江工商大学的应届毕业生顾雅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顾雅是行政类专业的毕业生,她一直希望学有所用,从事与行政相关的工作。但父母和亲戚都觉得这份工作不稳定,劝她考教师资格证书,做一名幼儿教师。她叹道:“我对幼儿教师这份工作虽然也不抵触,只是真的从事幼教工作的话,专业就发挥不了了,书就等于白念了。”
据了解,王笑和顾雅所在学校的不少应届毕业生都冲着找到体制内的工作目标在努力。王笑解释,个中缘由比较复杂,或因典型的中国式父母施压,或因社会整体对体制内工作的较高定位,又或者他们自己比较青睐。父母的强制或者倾向是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他讲述了亲身经历:“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我们班90%的人报名参加了,很长一段时间里,班级QQ群里都在讨论这个事情。部分同学的父母甚至在一年前就已经买公务员的书让他们准备应试了。”王笑说,这绝不是一个特例,而是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下毕业生的求职方向和求职趋势。(徐艺婷、黄深钢)
《南方都市报》1月1日报道:马上就要放寒假了,听说今年学校不组织假期补课,榆林中学高三学生的家长急了。2013年12月30日,40多名家长一起来到学校,要求恢复补课。
学校拒绝寒假补课,而家长却强烈要求补课。要减负的是家长,要增负的怎么又是家长呢?这是无奈的现实带来的无奈的举动。
第一,高考改革没有撬动一考定终身的现实。虽然应试教育饱受诟病,但是时至今日教育的等级制度和学生评价体系都没有根本改变。如此,学生和家长只能被动地面对和承受择校、分数决定升学和就业难等现实压力。家长只能寄希望于补课来提高学习成绩,增加孩子未来升学的竞争力和就业机会。而教育偷跑已经成为明规则,谁恪守规则,谁就很傻很天真。连起跑线在哪里都分不清的民众,又怎会甘心输在补课上呢?
第二,虽然对学校实施了禁令,但是对社会补习班却装聋作哑。教育部明确规定了:严禁中小学校补课,禁止在职教师参与社会办班、有偿补课,一旦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严肃处理。但是对社会补习班却听之任之,从来就没有什么制约和管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因为对“黑补习班”没有处罚权,即使抓住违规办班者,也只能说服教育。他们前脚走,办班者随后就大张旗鼓地招生上课。如此真空状态,不让人徒呼奈何吗?
只要高考的指挥棒没有变,补课就有市场的需求。《沈阳晚报》有一项调查显示:98%的被调查学生表示,他们的寒假是在家里和补课班或托管班的两点一线中度过;93%的家长表示,希望子女在寒假中参加补课班学习。一旦压制了教师,就必然把学生推向社会。如此做法,唯一的益处就是喂肥了社会上的补习班,而这样的改变除了剥夺了教师补课的权力之外,对减负简直是画饼充饥。如果仅以限制老师来减负那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第三,家长的经济压力不堪其重。无法改变现实的无奈,家长只得转而求诸社会。但是到校外给孩子补一个寒假,少说要花1000元。虽然一纸禁令卡住了学校补习的手,但是看看现实,一些名校的名师采取一对一辅导的形式,一节课的收入就高达1000元,你教育主管部门怎么来禁止呢?这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对于困难家庭的孩子就只能望洋兴叹。这不是又制造了一个新的不公平吗?从教育公平的角度,不又加大了社会底层的孩子向上流动的资本吗?
第四,基于孩子安全考虑也是部分家长的心声。有相当一部分家长,自己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而社会上的诱惑又到处都是,网吧、游艺厅等就像一张网一样,稍有不慎就网住了孩子。而一旦孩子染上了不良习气,想要改就不是一时之功了。
补课是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但是在现有的体制下,如果不能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现实,如果不能整治和管理社会补习班,仅仅是不容许学校补课,那只能是使“黑补课班”遍地开花。这样只能使减负在对抗中走向扭曲,除此还有什么积极价值吗?尽管教育部拿出了减负版的“国十条”,尽管专家说着“淡定淡定”,但是我想就是制度的设计者自己恐怕也看不到一个清新明亮的未来吧。
“孩子2013年9月份刚刚入学,虽然读的是职高,但我们还希望她能在学校里多学些文化课。”家住昌平区的刘女士最近比较焦虑,让她感到不安的是侄女所在学校的课程安排。她的侄女叶丽(化名)目前在山西省运城市一所职业高中就读汽车营销专业,上个月27日左右,她和班里其他23名同学一起来到北京通州一间仓库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这让刘女士感到纳闷,“学的是汽车营销专业,却在仓库做拣货、分货的工作,而且现在还是高一上学期,学校的安排是否妥当?”
讲述刚刚开学两个月被安排社会实践
 “来北京一个月了,我就见过她一次,每次打电话问起她情况,详细的她从不愿多说,我们家里人很担心她的情况。”上周日下午,站在地铁亦庄站里的刘女士急于见到自己的侄女。
 “我的侄女是山西省运城市一所职业高中的高一学生,学的是汽车营销专业,但是学校现在给他们安排的实践项目是在一家仓库做拣货、分货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和她所学的专业没有任何关联,与她同来的还有班里其他23个同学。”据刘女士介绍,她的侄女去年中考成绩约为350分。“她没有达到我们当地的分数线,因而无法上普通高中。后来经人介绍,我们认识了职高的孙老师,他向我们极力推荐了一项特长课程,这个特长课程就是叶丽(化名)后来所就读的汽车营销专业。”
她接着说道,“课程安排和我们家人想象的并不一样,2013年9月份入学之后,参加了一个月的军训,紧接着11月又跟着老师出来了,先是在天津那边的工厂呆了几天,从27日开始又在北京这边的仓库开始工作。我们交了2300元的学费,希望她还能踏实地在学校里系统学习一些文化课,实践是否可以放到寒暑假或者到更高的年级时?就算是实践最起码也应该专业对口,现在分拣货物的工作和汽车营销有什么关联呢?”
体验仓库内分拣货物身份是“临时工”
上周日下午5点,北京青年报记者以求职者的身份跟随刘女士来到通州区张台路一家购物网站的存货仓库。在仓库的大门前,刚满16岁的叶丽脸上还挂着几分青涩。“我们这次出来不是实习,是学校安排的社会实践,大概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进门之前,她特地在值班室取了一张写着“展览证”的硬纸牌递到北青报记者的手中,“只有拿了这个牌,我们才能进入。因为我们都是临时工,没有工作证件。”
进入仓库之前,工作人员要求每一位入库人员将身上携带的物品全部提交。“在这里工作挺好的,我主要负责拣货的工作,就是使用仪器扫描物品上的条形码,其他没什么,就是感觉这里有点儿冷。”由于仓库内储藏着各类物品,呆了不到十分钟,记者的双手已经冰凉。
下午5点半左右,早班工人陆续走出仓库,在门口迎接他们的是一辆定员14人的小客车,叶丽和她的同学们每天也要搭载这辆小客车回家。为了拓宽小客车的空间,仓库工作人员将后座的座椅全部撤除,取而代之的是三条木质长椅,将近25名工人挤在狭窄的空间内,准备回住地吃晚饭、休息。“晚餐和早餐吃得简单,只有菜和馍馍。”一位工作人员说道。
大约半小时后,小客车将工作人员带回附近村庄的一处公寓,公寓三楼便是他们的住处,每间房安排8人居住。“我们是职高的学生,在学校里学了营销和形体方面的课程,这趟出来是学校安排的社会实践,我觉得其实挺值的。”叶丽的一位同学表示。但当北青报记者问起学校和这里的生活哪里更好时,几位同学则不约而同地说道,“当然是学校好啊,这里的晚饭不好吃,我们想出去吃点,但得先找主管预支点工资。”
调查组织学生实践” 有专业中介公司
据现场一位管理学生的负责人许先生介绍,像叶丽这样的职高学生他们之前也安排过。“我们是一家专业的人力资源公司,在这批学生没来之前,他们学校高铁专业的也来过,2013年暑假7月份的时候还有一批河北那边的学生过来。一般来这儿也就两个月的时间,他们1月20日左右就要回去了。”他接着说道,“叶丽他们每天工作时间为8小时,上午8点到下午5点是一班,下午5点到夜里2点是一班,中间会安排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早晚班可以协调。其实她们都挺愿意上晚班的,因为领导不在,有时可以偷偷懒。”
 “他们学生和我们这边招的临时工享受同样的待遇,前四天的工资需要扣除,只要工作到第五天就可以领工资了。前十天每天工资为60元,从第十天开始每天工资为70元,这样一个月下来也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你想想在北京这样的地方,我们又管吃又管住,这样的待遇其实挺不错的。”许先生说道。
在一家招聘网站上,该人力资源公司的简介上这样写着:“公司在与各合作单位建立稳固合作关系的同时,加强与各大中专学校合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模式。”
北青报记者以客户身份向该人力资源公司宋经理咨询,他表示,“我们有仓库分拣货物的工作,年龄小一些的孩子只能去仓库,因为这项工作的安全隐患比较低。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2500元到2800元的月工资,包吃住。我们公司也有一些其他的业务比如客服之类的,但是那些一般要求至少是18岁以上。”
学校说法实践活动属自愿不强制学生参加
 “我们学校有好几项专业,比如高铁、汽车营销、动漫、建筑等等,其中汽车营销的学费较低,每学年2000多元,毕业后可以到对口的汽车4S店工作。”北青报记者以学生家长身份向带班“实践”的孙老师咨询,他表示,“我们的课程由文化课和专业课两部分组成,毕业了可以发中专毕业证。学校会安排一些实习,但都是在第三年进行的,刚开始不会带学生出去。”
北青报记者随后致电该校分管职高教育的仇女士,她表示,“我们学校的实习安排在第三年,第一年第二年不会出去,高一学生都必须在学校。”对于汽车营销专业给高一学生安排的社会实践,她称:“这次具体出去多少人我不清楚,这属于个别现象,参加的学生都是自愿的,没有说必须去,有些学生不愿意去的就留在学校里学习,不是强制的。”
区教育局职高前两个学年不允许长期外出
对此,该中学所在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该中学既有普通高中的课程,也有职高教育。“职高教育课程一般有两年半到三年的课程,除了文化课,职高教育会安排一些社会实践的内容,但是各校会依据自身情况做不同安排。”
职教科冯主任对北青报记者表示,职高教育一般到了第三年才安排实习,而高一高二阶段属于“见习期”。“第一年和第二年,职高学生需要完成文化课的学习,只有完成教学课程以后才能安排见习,一般见习应该在我们本地或者校内完成,不能长时间外出。”
对于该校的情况,冯主任表示区教育局还会再对该校的情况进行落实。“有时他们出去了,都不和我们说,不给我们打报告。像三年级学生出去实习,手续都特别齐全,一二年级一般是不允许出去的。”她同时强调,“见习和实习项目都应该与专业相关,比如他们学汽车营销专业的就应该去4S店,应在有关联的产业开展实习。”
专家观点学校搞社会实践应注意专业对口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安排学生实习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不得安排一年级学生到企业等单位顶岗实习;不得通过中介机构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实习工作。第十三条规定,学生实习每日不超过八小时,不得安排学生夜班实习,第十四条指出“实习一般应当安排学生在校期间最后一年进行”。但是该规定针对的是职高学生第三年的“实习”安排,高一高二阶段以“社会实践”或“见习”名义开展的课外教育活动仍缺乏相应的政策规范。
北师大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劳凯声指出,职高课程分为文化课程与职业课程两方面,其中职业课程在职高的整体课程中占较大比重。对此,北京市一所职高的副校长黄女士表示,“职高教育有三年时间,高一一般不会安排学生长时间外出从事实践活动。实践项目应专业对口,原则上说,高一高二期间社会实践的时间不能超过两学年总时长的三分之一,第三年是顶岗实习期,一般会由学校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
最近一段时间,中小学教材出错的ju111.net屡见报端,尤其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被推到风口浪尖。该出版社11月曾针对文字错误致歉,承认了2013年5月第3版教材存在六处文字错误。最近又有学者指出该出版社小学语文课本多处配图出现史实错误。
这些事件再次引起了民众对教科书质量的关注。人教社曾针对文字错误,发表了致歉信,“教材出现错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不应该的”。诚如此言,义务教育阶段教材出版不同于一般的出版行业,可以容许一定的差错出现,而具体到教学中,教师、学生看到的、利用的、享受的首先就是教材,中小学教科书出错,尤其是显著的硬伤,难免会误人子弟,对下一代形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是不应该容忍的。
教材出错并非只有人教社的个案。近年来,一些出版社的教材错误屡屡曝光。例如,教科书的插图中,屈原、祖冲之的衣襟穿反;荀子坐凳子读那个时代不可能有的纸质书;韩愈的生卒年被搞错,只活了15年;李白的诗句“我寄愁心与明月”变成“我寄悉心与明月”等。不独语文,外语、历史、数学、物理、地理、生物等教材都曾被人挑出诸多错误。
中小学教科书之所以频频出错,与出版社过于急功近利,从编辑到审校等一系列环节缺乏严格把关有关。而教材出版方的态度不严谨,更是因为教材出版市场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少数出版社借助教育行政部门公权力进行垄断。当前的教材出版管理现状是从编撰、审订,到出版、发行,基本是由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少数出版社一手包办,其教材渠道的垄断、封闭脱离了大众的监督,没有公平竞争和优势劣汰。同时,教材的真正使用主体——学校、教师、学生没有丝毫的自主选择权,行政部门主导的教材发行也使得一些质量不高的教材流入校园。面对谬误,这些地位超然的大出版社也往往表现为姿态上的傲慢,因为不愁市场销路、没有相应的问责机制,就难免放松自我要求,缺乏应有的责任心。
而要治理中小学教科书频频出错的乱象,最重要的是减少行政干预,建立公正、透明、民主、科学的教材选用机制,提高中小学教科书出版社的准入门槛,确保中小学教科书能够经充分的自由市场竞争而优胜劣汰。
因为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只有诚恳的态度,严谨的精神,才能不断完善提高教材质量,保证优秀教材脱颖而出,才能换来更好的口碑。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印刷及发行,只有进行市场化改革,改变“一家独大”或者只有寥寥几枝争秀的局面,加之严格的审查流程,有力的监管追责机制,多管齐下,才能有力遏制中小学教科书频频出错的乱象,避免让奇葩错误误人子弟。
文字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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